人才竞争、资源配置与理念重审

王建华

当前随着“双一流”建设的不断推进，相关政策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影响逐渐显现。积极的方面，中央政府的“双一流”建设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显著增加了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总投入，为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消极的方面，由于不可避免的“地方主义”，各省（市）为在既定政策框架内获得最大收益，人才引进中的“挖人大战”、恶性竞争屡禁不止。 此外，受大学排行榜的诱导或误导，“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地方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投入呈现出某种“非理性”的特征，部分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在引进“名校分校”时存在攀比。由于各方缺乏对价值观和体制方面的深层反思，对于通过增加高等教育投入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存在着盲目乐观。现行体制和政策框架下，通过地方政府的层层加码，“双一流”建设的“摊子”正越铺越大，不可避免地分散有限的人才和资金，最终将不利于建设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为保障“双一流”建设顺利推进，优化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对于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人才竞争”“资源配置”和“理念重审”等基本问题需要从学理上给予重视，并做出回答。

一、在“双一流”建设中的人才竞争

作为特殊的非营利组织，大学的发展不是靠利润的驱动，也不是靠权力的支配，而是源于某种内在的使命感。大学与大学之间如果说有竞争，也不同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更不同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竞争。今天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被商业化的排名所误导，从而导致“零和”竞争的意识形态肆意蔓延，破坏了大学原有的学术生态和心态。实践中，很多大学迷信大学和学科的排行榜，围绕排名指标办学，将排名接近的大学视为竞争对手；为了能在竞争中胜出，相互挖人或拒绝合作成为一种不正常的“常态”。

在“双一流”建设中，有些大学为了能在短期内提升排名，实现“一流”建设的目标，“挖人”大战愈演愈烈，严重损害了高校之间良性竞争的学术生态。由于各种排行榜的指标普遍重视科研成果的数量，扩大人员规模，尤其是师资队伍的规模，就成为提升高校或学科排名的有力武器。但事实上，在既定时间内，精英人才的数量是相对恒定的，过度的竞争并不会增加优秀人才的供给。由于高层次精英人才的成长和汇聚有内在的规律，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大学，绝不是依靠频繁地引进人才，而是通过高质量的人才引进，迅速建立起稳定的、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印度高等教育与社会工作组调查显示，归国的一些专家带回发达国家的科研项目与本国的关系并不密切。这类“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现象表明，“即使研究人员不出国，‘人才流失’的情况依然会发生。”我国部分高层次人才计划也存在类似问题。高质量的人才引进就是要保证不但能引得进，而且要留得住、用得上。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不少学校在人才引进工作中存在“过度简单化”的倾向。直接根据人才头衔、主持的课题、发表的论文、获得的奖励将人才分成三六九等，然后为不同层次人才提供不同的年薪和科研启动费。人才工作的“数目字管理”一方面激化了学术的功利主义和学生精致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大学自身的内涵式发展。最终，由于人才评价的过度简单化和功利化，学术研究的机会主义在我国高校的人才流动中越来越普遍。头衔、论文、课题、获奖都成为了可以讨价还价的“学术资本”。

由于面临评估和排名的巨大压力，高校在人才引进上的“数目字管理”还会诱发后续考评中的“绩效主义”。大学组织与学术工作的特殊性，使简单的量化评价非常容易导致逆向淘汰，即那些原本真正想做学问的人有可能迫于绩效压力不得不放弃对于真理的追求而选择学术投机。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里的一流学术团队，更多的是靠一种内在自我驱动力在持续发展。对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而言，真正关键的问题是主事者从一开始就要“选对人”，并让他们一起快乐地工作。“好钢”一定要用在“刀刃”上。一流大学的人才引进一定要坚守一流的标准、宁缺勿滥。吉姆·柯林斯认为：“先人后事”的原则是任何一种卓越组织长盛不衰的永恒规律。 之所以要“先人后事”，原因有 3 个：“首先，如果你是从‘选人’而不是‘做事’开始的话，就更加容易适应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第二，如果你有合适的人在车上的话，那么如何激励和管理他们就不再是问题。合适的人是不需要严加管理或勉励的；他们会因为内在驱动而自我调整，以期取得最大的成功， 并成为创造卓越业绩的一部分。第三，如果车上坐的是不合适的人，不论你是否找对正确的方向都无关紧要，因为你还是不能拥有最卓越的公司。光有远见卓识，而没有了不起的人，那也无济于事。”

二、在“双一流”建设中的资源配置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都是一项资金和人才密集型的系统性工程。 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总是有限的。“力求卓越并不是件坏事，竞争也可以激发进步。但是，必须综合考虑现实的可能性并充分体现对公众利益的敏感性。到目前为止，模糊的世界一流大学概念和学术质量的难以衡量，使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竞争更加困难。事实上，高等教育的创新力量和资源集中在更现实，更有用的目标上也许更好。”一旦有限的资源配置错了方向，还有可能会阻碍高等教育系统自身人才培养能力的有效提升。

当前在我国“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政府如果将过多的资源配置到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上，而相对忽视了提升高校培养适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专业人才的能力，长远来看，很可能会得不偿失。“过分地强调获取世界一流大学地位，可能会有损于一所大学甚至整个学术系统。 它可能把精力和资源从更重要的、或许是更实际的目标上挪开，且过于关注建设面向研究和精英的大学，也会忽视培养更多学生或服务国家需要。大学很可能确立不切实际的期望，而损伤教职工的士气和表现。”对于像中国这样正在崛起的大国来讲，基于创新驱动发展的现实需要，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需品，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也是极其昂贵的“奢侈品”，绝非多多益善。一旦重点建设的规模过大，受到财政资源和优秀人才总量的限制，很多大学最终只不过是空挂“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牌子，绝无成为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可能。 因此，作为一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央政府需要对“双一流”建设的总体规模，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规模和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进行谨慎的评估，以确保高等教育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双一流”建设目标的可完成性。此外，面对资源依赖和人才竞争的双重约束，为了确保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卓有成效，在后续进程中，我国“双一流”建设必须严格实施“动态调整”，并逐步确立“总量控制”的基本原则，即建设高校和学科不能只增不减，以避免重点建设单位越建越多，最后“徒有虚名”。

三、在“双一流”建设中的理念重审

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近代大学得以复兴的基础，也是现代大学最为珍视的价值。但也正因为它们太重要了，对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滥用也会成为妨碍现代大学转型发展的“包袱”。

当今世界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质量或大学的办学水平，不是由该国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程度决定的，而是由这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大学的创新创业能力决定的。作为范式转型的一部分，在加大资源投入的同时，“你必须发展创业型的领导能力，和院校的自治齐头并进。”我们时代如果大学不能以创新的思维对于现实世界的真实挑战做出创业型的反应，而只是固守传统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那么大学发展的危机将不可避免。

在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程度大体相当的情况下，通常政府投入的经费越多，这个国家的大学在排行榜上的进步就会越快。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实践就表明，“学术自由和研究型大学之间好像存在非常微妙的平衡。只要限制不是太严苛，在学术自由不完全的情况下也可能建立相当成功的研究型大学。”当然，对中国大学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的优异表现，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大学的迅速崛起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新模式；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中国大学的既有成功恰恰得益于对西方大学的部分模仿，同时，由于缺乏西方意义上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很快就会触及“玻璃天花板”，很难真正成为世界一流。有学者认为，若不能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减少科层制以及享有更多的学术自由，中国高校就难以成为领导者，因为科技和经济的现代化不可能脱离产生这种创新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也有学者认为，尽管高等教育主要是为了培养个人的能力和对知识的批判性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要在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体系下才能实现，也不意味着一个领域的全球模仿和政策借鉴必须应用到另一个领域。

随着中国大学在排行榜上的名次逐渐上升，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策略与政策必须有所改变，必须认真考虑学术生产力的成本以及有效的学术贡献，而不只是论文数量的增加和大学、学科的排名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必须进行全面且根本性的变革，必须从单一的政策驱动改革向政策驱动改革、 市场驱动改革和知识驱动改革齐头并进转型；尤其是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改变大学对政府的依附关系，充分调动大学自身在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扩大高校办学和改革的自主权。“如何在院校自治和中央政府的角色之间做出微妙的平衡，是中等收入国家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关键所在。虽然政府应当提供财政和制度支持，但如阿特巴赫所言，院校自治是促进学术自由和创新的知识环境的关键。”就正在推进的“双一流”建设而言，当前中国在经济实力方面可能远比人才储备方面更有优势。 但对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而言，资金和人才必须保持同样优越，仅仅有钱并不能成就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关键还是要能够通过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汇聚全球科学精英。对于“双一流”建设，中国的体制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归根结底，“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崛起仍然要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不可能创造新的高等教育规律。面向未来，中国大学要在科学与知识共同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要在世界大学群体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就必须保持人才、资源和理念的平衡，必须在遵守学术规则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并对中国文化与知识传统的复兴承担起必要的义务。

摘编自《中国高教研究》2019 年第1 期，原标题为《人才竞争、资源配置与理念重审：关于“双一流”建设的若干思考》